宁宗一先生的《教书人手记》一书今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再版了。和初版时相比，这次书中新收入了自称为“小字辈”的学生宋杨写的一篇序文《我所认识的教书匠宁宗一》。
于是先读这篇，再重读刘泽华先生二十余年前所写的序一，继而将书中篇目再次逐一细细读来，不由得对书名里“教书人”这三个字反复回味。
从1954年留校任教开始，宁宗一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已七十余年。他有很多头衔：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研究家、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……可他自己说：“我呀，就是个教书匠！”
一生执着于教学和写作，极力在文学史中探寻心灵史的价值，这本《教书人手记》或许更像是一种自剖——这位白发教书人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为师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一千多年以前，百代文宗韩愈用“传道、受业、解惑”这六个字概括了师者的职责，也深刻地揭示了师者这一角色的多重价值。
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说，教师是文化基因的延续者，可以确保社会代际更替中经典文化的有序传承，从而维系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持续稳定。
从教育哲学意义上说，韩愈强调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，更是思维的引导者。同时，理想的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行为，而是往来互动、教学相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知识和思想不是简单的复制，而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求索中实现增殖、创新。
这些，都可以在《教书人手记》一书中得到印证。“教学手记”篇闪耀着思辨的火花，“我和老师”篇写满真挚的情感，“我和学生”篇记载了教师的欣慰和谦逊，“我和同道”篇回荡着心灵相通的和弦……
九十余年人生之旅，七十余载教学生涯，对宁宗一先生来说，古典小说戏剧中的跌宕起伏与现实生活里的悲欢际遇交织共鸣，暮年回望，这些文字是人生的总结，更是他作为学者和师者的真诚道白。
重读《教书人手记》，很自然地想到两个词，一为言传身教，一为上下求索。
宁宗一先生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，1954年留校任教，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。他求学和教学初始的年代，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群星闪耀的时代。
正如他在回忆许政扬先生的文字中记录的那样，入学时，系主任是彭仲铎先生，讲授古典文学的有华粹深、孟志孙、朱一玄三位先生，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、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。
系里延请阿英、芦甸来讲授文艺学，方纪来讲俄苏文学，阿垅开诗歌讲座课、何迟讲“人民口头创作”课，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。
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南开大学中文系迎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，吴梅的大弟子、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，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先生和陈介白先生……
20世纪中叶，他们给南开大学中文系带来了生机，也奠定了深厚的学术传统。余生也晚，我已无法想象当年先生们的风采和课堂的精彩。但在宁宗一先生的文字中，我找到了这样的记载——20世纪50年代，李何林先生定下规矩，青年助教上课前要先在教研室试讲，正式上课时，导师要抽查。
宁先生给历史系讲文学史的课，李何林先生去听了三次课，许政扬先生随堂听了六周课。学生做了老师，老师还要督查学生，看他是不是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。不但听课，还要提意见：从皮鞋要擦干净、风纪扣要系好到板书不能潦草，写完板书站的位置不能挡住学生视线；从说话尾音太轻，容易让后面的学生听不清到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甚至读错的字音……
初为人师的宁宗一把这些记下、改正，并在此后一生的教学中秉承。
所谓传承就是这样吧。在那个没有多媒体教学、没有幻灯片、更没有AI（人工智能）的年代，先生们一支粉笔、一本教案走上讲台，张开嘴就是上下五千年的华丽锦绣，他们站在那里就是端庄严谨的代名词。
几十年后，宁宗一先生赴日讲学，他会为了一个字的读音反复查证，并真诚地向日本学生进行解释。几年前，年届九旬的宁先生参加一场学术活动，没有话筒，近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，他站在那里始终腰板挺直、声音洪亮，一字一句都清晰地传递给会场里每一个人。
我想，正是那些南开的先生们的严格规训，让当年的“小宁”如今成了“老宁”依然如此。
《教书人手记》中有两篇文章很值得注意。一篇是《进行一次考据的实验——给钱锺书先生〈管锥编〉挑一个小错》，另一篇是《21世纪：以东方文化为主流？——质疑季老》。
从题目就能看出，这是宁宗一先生作为学者就学术问题与名家真诚地进行商榷。研究无禁区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本来就是学者应有的共识和胸怀。
但是，看一下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：前者写于1981年，后者写于1996年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，这两个时间点上，作为一名高校普通教师，宁宗一先生敢于对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钱锺书先生、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这不单单是一种学术勇气，更凸显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惧权威、上下求索的质朴作风。
钱锺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里谈到“中人”一词，认为其有一个意思是指妓女。但宁宗一认为，根据宋元时期的词汇，“个中人”是指妓女，是“此中人”“勾栏中人”的委婉说法，单独的“中人”没有这个意思。
据宁先生说，这篇考据性的文章发表后被他的好朋友黄克拿给了钱锺书先生，钱先生说：“有说服力！”这让宁宗一感到很鼓舞。
今天看来，这无疑是学术圈里的一段佳话——后学一丝不苟、大家虚怀若谷。正是有了这样的学者，学术研究方能有所匡正、有所进益，成为有生命力的一种存在，它不会在少数权威构建的狭隘语境中徘徊停滞，而是如江河奔流、绵延万里。
除了和钱锺书先生、季羡林先生的商榷，宁宗一先生还对陈寅恪先生、王季思先生、吴祖光先生等名家的一些研究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应该看到，这些和名家、大家的商榷，是基于宁宗一先生数十年来在学术领域深入开掘、精耕细作的扎实努力，因此言而有据、观点清楚、思考缜密，不但“提得出”，而且“立得住”。在那个还没有追求“流量”和“曝光度”的年代，这样的学术讨论是真诚的、纯粹的。
对待专业的这种真诚和纯粹，不但是宁宗一先生作为学者毕生秉承的治学态度，而且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。
《教书人手记》中“我和学生”篇里，无论是与年轻学子就“王朔评金庸”进行的热烈讨论，还是他给自己的学生许祥麟、罗德荣、陶慕宁等人出版的专著所写的序文，都可以让人看到一种优良的学风在代际中的延续，那便是求真知、明理义、持之以恒、笃学精进。
绛帐传灯，所以弦歌不辍；春风化雨，乃有桃李芳菲。再读《教书人手记》，忽然发现，这是宁宗一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写下的为师为学“方法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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